鱼豢在《魏略》一书记载诸葛亮和刘备相识的经过，和「三顾茅庐」的史事正好相反，说是诸葛亮自己去求见刘备。当时曹操初定河北，指向荆州。诸葛亮认为刘表不懂军事，于是求见驻屯樊城的刘备。当时客人很多，刘备看诸葛亮年轻，不怎么理睬，客人走后，诸葛亮留下来，刘备仍懒得理他，迳自编着别人送他的牛尾。诸葛亮按捺不住，反讥刘备说：「将军没有别的远大志向，编结髦牛尾巴就满足了吗？」刘备这才意识到此人不平凡，回说：「这是什么话？我不过是用来解闷而已！」于是虚心求教。

　　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谈到，辨证伪事时，应该举出反证，反驳错误的史事。而最好的证据，就是直接史料。所谓「伪事之反证，以能得『直接史料』为最上。」

　　被梁启超用来当做「伪事」范例的，就是鱼豢所叙诸葛亮自荐这件事。

　　是刘备三顾茅庐，或诸葛亮毛遂自荐？梁启超认为必须采信「最有力之证据」。有力证据指的是＜出师表＞那句：「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。」

　　梁启超说：「苟吾侪不能证明＜出师表＞之为伪作，又不能证明（诸葛）亮之好妄语，则可决言（刘）备先见（诸葛）亮，非（诸葛）亮先见（刘）备也。」

　　也就是说，在两种情况下，＜出师表＞做为证据的公信力荡然无存：一，这篇文章是后人捏造的；（像＜后出师表＞所引起的争议一样。）二，诸葛亮有胡说八道、撒谎的人格缺陷。

　　然而，这两种假定并未成立。如何无视于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」的证词，而采《魏略》充满戏剧性的记载？

　　有些人，包括我从网路上搜到资料，有些自称是什么学者专家之类的，一口咬定三顾茅庐是假的，真相是《魏略》写的，诸葛亮自己跑去见刘备。

　　怀疑是应该的，推案是必要的，但证据要充分。必须充分说明，为什么经认定的说法是错的，而另一个不被采信的资料才是对的？不能为翻案翻案，为反对而反对。

　　可惜我们看到若干文章，支持《魏略》的记载，立论基础却十分薄弱，有些理由甚至很好笑。

　　最常见的说法是，《魏略》成书比《三国志》早，鱼豢的态度又很认真，各个细节写得很详尽，不可能瞎编，所以《魏略》比《三国志》可信。

　　是这样吗？梁启超说得好：「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，当何所适从耶？论原则，自当以最先、最近者最可信。」

　　陈寿和鱼豢两人，论「先」，鱼豢和诸葛亮同属同一时代，占了先机。但当时已是三国鼎立时期，魏、蜀并无来往，消息不通，鱼豢无法前往蜀国做第一手采访，无法到益州做田野调查，无法接触到任何蜀国官方文书。讯息来自何处？不过是「异国传闻」，道听涂说，无从查证。「先」则先矣，「近」却不近，远非「近水楼台」、担任过蜀国观阁令史的陈寿所能相比。

　　正因史料来源有限，《魏略》所载对我们了解魏国人事，颇有帮助，但牵扯到蜀国，漏洞就出现了。裴松之引用《魏略》一百六十余条，一百四十余条为《三国志．魏书》作注；五条用来注《吴书》，但这五条和魏国人事有关；和蜀国相关的十二条，扣掉和魏国有关的七条，其余五条是蜀国家务事，虽然裴松之引用作注，但同时加上按语，不是表示「怀疑」、「存疑备录」，就是以「妄说」、「敌国传闻之言」等词驳斥。有人以裴松之引用《魏略》之多，做为裴松之认可《魏略》记载的背书，这是荒谬不经的推论。

　　于是，我们在《魏略》看到一则记载：刘备在小沛，生了刘禅。因曹操来伐，出逃。刘禅当时年纪还小，跟着别人到汉中，被卖掉了。有一个叫刘括的人，买下刘禅，问了他的身世，知道他不是普通百姓的儿子，便把刘禅抚养长大，让刘禅娶妻生子。后来刘备得到益州，派简姓人士（简雍？）到汉中，刘禅还记得他的生父字玄德，便去求见简先生。简某确认刘禅身分后，转告张鲁。张鲁把刘禅送还刘备。

　　这则记载对不对？检查史料，刘禅即位第二年，诸葛亮领益州牧，写给主簿杜微的信说：「朝廷今年十八」。「朝廷」为皇帝刘禅的代称。可见刘禅即位时十七岁。如依《魏略》刘备在小沛生子的说法，刘禅此时已经三十好几了。

　　依据梁启超的史料真伪判别准则，刘备三访诸葛亮的史实得到确认，是由当事人（诸葛亮）自己举出反证（出师表）。另一种情形是「由关系人举出反证」。《魏略》刘备在小沛生子这一则，即属后者。

　　因此，若说《魏略》成书较早，因而较为可信，这个理由过于薄弱，经不起分析。

　　或者说，好吧！虽然《魏略》讲的不保证一定正确，但陈寿采信的仅凭＜出师表＞一句话，这叫孤证，不像《魏略》的自荐说，同时见于《九州春秋》。

　　这说法又不对了。《九州春秋》是晋朝人司马彪所撰，离诸葛亮的时代更远。《晋书》记载，此人「好色薄行，为睦所责（遭父亲司马睦谴责），不得为嗣。」司马彪从此大受打击，绝交息游，博览群书，奠定写书的基础。

　　由此可知，司马彪写史，是大量参考前人着作而成，并未详加采访，在较早成书的《魏略》里读到诸葛亮自荐这一段而采信沿用，说到底，《魏略》和《九州春秋》的消息来源是同一条，一加一也还是等于一，就算《三国志》所载是孤证，《魏略》一样是孤证，不能用吾道不孤来解套。

　　对诸葛亮，陈寿并不陌生，所下的资料采集功夫，远远超过鱼豢能力所及。陈寿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，在撰写《三国志》之前，就编撰了《诸葛亮故事》和《诸葛亮集》。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，虽然诸葛亮后来挥泪斩马谡，但诸葛亮器重马谡，众人皆知，马谡的同胞兄弟马良和诸葛亮更是交情匪浅。陈寿从他父亲那边打听到诸葛亮的点点滴滴，十分容易。陈寿具备鉴别史料的能力，撰写《三国志》时，采用刘备三顾茅庐之说，否决鱼豢在《魏略》所言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　　诸葛亮上＜出师表＞时，虽然刘关张已死，知情的襄阳籍人士还有许多人仍健在，不容诸葛亮睁眼说瞎话。又有论者以为，诸葛亮一生积极进取，所以自己跑去找刘备，比较合理。此说忽略了诸葛亮谨慎的性格，也搞错了当时天下大势，诸葛亮真要积极进取，实在不会到年近三十才去求官，老早这边跑跑，那边绕绕了。

　　诸葛亮登门求官或刘备三访诸葛亮这件事，我们不能百分百认定陈寿一定对，但是要驳斥陈寿，支持鱼豢，却没有足够证据，也没有足够理由。在此之前，只能相信正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