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面是引用 ii810638 於 2010-06-29 14:12 發表的 :


照我的了解，庭前準備程序法官與當事人間有很大的彈性空間，既然被告已經對真實性有大大懷疑，當然對於能不能成為證據已嚴重動搖，未通知造成白勘驗一場。


成為證據之後，才開始證明力之考量。(能成為證據的東西並不代表就很有證明力)

證據能力 不是 證據證明力



證據能力不是一個一翻兩瞪眼的東西嗎？
證據只有具備真實性才能成為證據。請參考:
http://bbs.mychat.to/reads.php?tid=870748&page=2

吸低吸低，我的想法就是說，證據能力就是是否具有資格可以背當作證據，至於具備有證據資格後，那在來討論在本案之中該項物件的證明力，這是我知道低。(不然偽造文書案拿出一把沾血兇刀......)

但是，法定證據能力不是就像是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嗎？一但逾越了就失去證據能力了。
我的問題就出在大大的一句話：證據能力大大的降低

(這就是我說的可以裁量嗎？)

下面是引用 ii810638 於 2010-06-29 14:27 發表的 :



如果真的是這樣，那構成要件就完全採客觀理論了，主觀上的知與欲可以省略掉。
刑法三段論變成：
1.構成要件該當性：主觀+客觀 → 主觀+客觀
2.違法性
3.有責性

題外話，請問上面刪除主觀的效果"主觀"要怎麼用？有特殊的字型設計嗎？

其實這無關證據能力的問題！而是證據能力判斷”程序”上的瑕疵，
就算該證據有證據能力也不得剝奪律師的在場權！！

下面是引用 q8791042 於 2010-06-29 19:18 發表的 :
其實這無關證據能力的問題！而是證據能力判斷”程序”上的瑕疵，
就算該證據有證據能力也不得剝奪律師的在場權！！

下午回答到一半竟然停電.......


我的見解是，本題因為這種程序瑕疵，所以大多是不能成為證據。


但是能不能證據還是要作一綜合考量，假如鑑定結果非常非常確定，經過如李昌鈺等享譽國際的專家鑑定具結，且是用嚴格科學證明，真實性無庸置疑，而且又無其他明顯證據參考，我認為是可以當成證據來使用。


所以刑事訴訟規定常用得或應兩個字。


刑事訴訟常常，原則是這樣，但是例外特別情況也不能排除。


律師的在場權是對於訴訟被告很重要的防禦權利，但是未必就不能克服，用一個更有理由的理由就可以蓋過這個缺乏理由的理由，因此形訴常常說要在法官作一綜合評量後作出決定才是結果，審判前的決定證據能力與審判中決定證據證明力皆如此。


所以我前面回答才很保守說是證據能力大大減低，實際情況還是要針對不同案例作綜合考量。





我的見解是證據能力沒有明顯的分界線，只能知道大致上的分界，但是絕對看不到那條線，看得到才有鬼。

下面是引用 sommerbrisen 於 2010-06-29 16:00 發表的 :


吸低吸低，我的想法就是說，證據能力就是是否具有資格可以背當作證據，至於具備有證據資格後，那在來討論在本案之中該項物件的證明力，這是我知道低。(不然偽造文書案拿出一把沾血兇刀......)

但是，法定證據能力不是就像是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嗎？一但逾越了就失去證據能力了。
我的問題就出在大大的一句話：證據能力大大的降低

(這就是我說的可以裁量嗎？)

分享一篇文章：日本法官的鞠躬道歉◎吳景欽


2010-03-30 聯合報
吳景欽／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

三月廿六日，日本宇都宮地方法院為纏訟多年的足利事件，畫下休止符，審判長在宣判無罪的同時，向被告深深一鞠躬，並道歉，為了這句話，被告足足等了十七年半。

一九九○年五月十二日，日本足利市發生兒童失蹤事件，隔日清晨，被發現陳屍於附近的河川邊，而在被害者的衣服上發現有體毛與體液斑，由於無目擊者，因此警方將矛頭指向死者所就讀的幼稚園司機，即當時四十三歲的菅家身上，並為ＤＮＡ鑑定，由於當時ＤＮＡ的比對技術剛剛萌芽，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在鑑定報告中，雖確認被告與行為人為同一，但亦記載準確率僅為千分之一點二。

而在僅掌握ＤＮＡ鑑定報告下，警察為規避律師辯護，強制將菅家帶往警局，並以疲勞轟炸的詢問方式，不斷的恐嚇菅家，並聲稱警方已掌握充足證據，若不自白，必然會被判死刑。菅家在無助、無奈與驚恐下為自白，而警方早已在媒體等待與期盼下宣布破案，被告也從此失去自由，並於二千年七月在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後確定。

全案雖經確定，但在日本律師界奔走下，終在二○○九年六月獲得再審裁定，其關鍵是ＤＮＡ比對技術的進步，而足以排除當時的鑑定，當初被認為牢不可破的所謂罪證，也被重新檢視，如被告四十三歲未婚且獨居，竟也成為其有戀童傾向的輔助證據，既可笑，更可悲。

PS:我國也一樣，基於辦案壓力，時間一拖久，不該為證據的都變成證據。所以我一開始學刑事訴訟法的觀念沒學錯，「證據是相對性的」，可以用一個更有理由的理由，來蓋過缺乏理由的理由!!!!
回想民國六十七年，三位第一銀行的職員，因押匯的問題，而遭檢察官以貪汙罪起訴，纏訟達卅年，歷經史無前例的更十二審，最後雖經無罪判決確定，但在聲請冤獄賠償時，有兩位職員竟被以「確有誤導」檢方羈押為由，而遭司法院否決，還得聲請釋憲，大法官雖已做出釋字第六七○號解釋加以否定，算是還給被告一個公道，但我們要問，是誰造成如此的結果？是調查員、檢察官、還是法官？在參與司法人員不少的責任分散下，恐變成無人必須為此負責的窘境。

日本司法人員很有勇氣，向被告承認錯誤，即便傷害已無法挽回，但仍值得肯定。若類似狀況在我國發生，我們的司法人員也應有如此勇氣承認並矯正錯誤，司法不會因此崩潰，反而使人民更佩服司法的道德與勇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