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，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。臣訪之士大夫家，始盡得其書，正
其誤謬，而疑其不可考者，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。
　　敘曰：向敘此書，言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；及其後，謀詐用，而仁義之
路塞，所以大亂；其說既美矣。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，度時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；則可
謂惑於流俗，而不篤於自信者也。
　　夫孔、孟之時，去周之初已數百歲，其舊法已亡，舊俗已熄久矣；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
，以謂不可改者，豈將強天下之主後世之所不可為哉？亦將因其所遇之時，所遭之變，而為
當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
　　二帝、三王之治，其變固殊，其法固異，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後，未嘗不同也
。二子之道如是而已。蓋法者，所以適變也，不必盡同；道者，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；此
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豈好為異論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
者也。
　　戰國之游士則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，而樂於說之易合。其設心，注意，偷為一切之計而
已。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，言戰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勝其害
也；有得焉，而不勝其失也。卒至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之徒，以亡其身；而諸侯
及秦用之者，亦滅其國。其為世之大禍明矣；而俗猶莫之寤也。
　　惟先王之道，因時適變，為法不同，而考之無疵，用之無弊。故古之聖賢，未有以此而
易彼也。
　　或曰：「邪說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絕之。此書之不泯，其可乎？」對曰：「君子之禁邪說
也，固將明其說于天下，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，然後以禁則齊；使後世之人皆知其
說之不可為，然後以戒則明；豈必滅其籍哉？放而絕之，莫善於是。是以孟子之書，有為神
農之言者，有為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此書之作，則上繼春秋，下至楚渶之起，二百
四十五年之間，載其行事，固不可得而廢也。」
　　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，或曰三十二篇，崇文總目存者八篇，今存者十篇。編校史館
書籍臣曾鞏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