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安元年（一九六年），四十二歲的曹操，做出生涯最重要的決定──奉迎天子，也就是後來被對手斥之為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的策略。

　　儘管天子的「令」已經大打折扣，邊際效益遞減，儘管獻帝年紀輕輕，沒什麼作為，但漢家劉姓四百年，儒家正統觀念不變，天子這塊招牌仍然管用。他是國家最高的權力象徵，誰能掌控皇帝，誰便能以朝廷中央的名義發號施令，進而做出對自己有利的行動。所以更早之前，董卓入京，便廢掉少帝劉辯，另立獻帝劉協，從頭掌控﹔董卓死後，董卓部將李傕、郭汜、楊奉等人為了搶奪皇帝而大動干戈。獻帝窮困潦倒、顛沛流離，狼狽到了極點。

　　此時，最有資格，也最有實力奉迎天子的，當推冀州牧袁紹。

　　袁紹的謀士沮授曾建議袁紹：「趁我們在冀州剛站穩時，西迎天子，遷都鄴城，就可挾天子以令諸侯，積蓄兵馬，討伐不服從朝廷的叛逆，天下有誰可以與您相抗？」

　　可是其他的謀士如郭圖﹑淳于瓊卻反對說：「把天子迎到身邊，動不動都要上表請示。服從他，則權力變輕；違背他，又犯了逆上之罪。這不是上策。」

　　雖然沮授苦口婆心提醒袁紹，現在奉迎朝廷，既合大義，又合時宜，不早決定，會被人捷足先登。袁紹舉棋不定，左右為難，便把這件事給擱置下來。

　　果然，袁紹不要的案子，曹操你丟我撿，竟撿出一片江山來。曹操把獻帝從破舊不堪的洛陽接出來，遷都於許縣，易名許都，改年號為建安。獻帝任曹操為大將軍，總攬朝政。在講究「正名」的時代，奉戴天子，對於爭取民心和延攬人才，具有絕對的相乘效果。多少謀臣武將因此投效曹操，多少民心向背因此轉向曹操。

　　從結果論來看，奉迎天子當然是件了不起的大謀略，但當時衡諸形勢，不是像表面上所想像的那麼美好。它有不少顧忌，不得不考慮。曹操的幕僚群，起初聽到這項計畫，大多數都反對。理由是關東尚未安定，控制天子的楊奉、韓暹等人跋扈凶暴，不該淌這渾水。智囊荀彧獨排眾議，把奉迎天子的利益分析得頭頭是道，荀彧的重點有幾項：

１以歷史經驗來看：春秋時代，晉文公迎納周襄王而諸侯擁戴，漢高祖劉邦為義帝發喪而天下歸心；

２從順應民心來看：天子流離在外，今雖歸舊京洛陽，但洛陽殘破。此時奉迎天子可贏得民心，合乎時勢。

３從策略運用來看：以大公無私的態度，使天下心悅誠服，是正確的大略。

４從德行觀點來看：堅守君臣大義，召攬天下英才，是最大的德行。

苟彧表示，韓暹、楊奉不足畏，更重要的，和沮授在袁紹面前所說的一樣，不及早行動，別人搶先一步，後悔就來不及了。

　　曹操想起，早在四年前（一九二年），擔任治中從事一職的毛玠就建議「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修耕植以蓄軍資。」曹操當時雖然同意，可惜時機未到，主客觀環境不能配合。如今安定下來了，不立即行動更待何時？

　　看吧！同樣的策略，同樣的時空，同樣由策士提出，同樣主子贊同，但袁紹判斷力差，缺乏前瞻性，錯失良機。反觀曹操慧眼獨具，搶先一步，卡住市場。還真卡住，因為皇帝只有一個，其他豪傑再有本領，徒呼負負。可不是嗎？曹操用皇帝名義發號施令，袁紹每次接到對自己不利的詔令，便氣得跳腳，悔不當初。他要求曹操把皇帝遷移到鄄城，離自己的老巢鄴城較近，便於控制。對不起，曹操不笨，不僅向後知後覺的袁紹說ｎｏ，還以皇帝的名義下詔書，把袁紹倒罵一頓。袁紹亡羊補牢，為時已晚。

　　凡事有利有弊，在利害之間衡量輕重得失，要取要捨，必須做出決定。與其說袁紹個性猶豫不決，不如說他認識不深，研判無功。曹操不是不知道奉戴天子的弊害，但同時看見更大的利益，利潤絕對大於虧損。

　　決斷力指的不單是說做就做，劍及履及，而是審慎評估，通盤考量後，斷然行動，決斷力才不會流於莽撞。比起袁紹，曹操能透視，能望遠，加上決斷力夠，行動力強，能在官渡大戰擊敗袁紹，不是僥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