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郝龙斌/文（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）

来源：网路流传
保护亚马逊河生态环境固然重要，但是帮助当地人的需要更重要。如果地球上保存了完美的生态环境，却仍有许多苦难无助的人，富裕者与他们之间没有善意的互动，没有真诚的关心，那么再完美的环境都不过是一个无情的世界……

为什么离开环保署？

离开环保署时，许多人问我：为什么？我总是沉默以对。

其实，我非常喜欢环保署的工作，因为挑战性十足。无论是强制拆除二仁溪非法熔炼业，或是执行高屏溪养猪户迁离，或是限塑政策，每一个政策背后都有无数困难需要克服，但是政策贯彻之后，环境改善的指标总是让我感到满足与骄傲。环保工作的高度专业与理性，更让我有如鱼得水般的轻松自在。

可惜政治往往不需要理性与专业。一次在立法院里，一位立委质疑焚化炉兴建的必要性，激动中，他突然拍着桌子怒指我：你到底爱不爱台湾？当时我那种受到重击的感觉，几乎有如当年收到大学联考成绩单，意外落榜的感觉一样：辛苦努力的成绩竟然得不到认可，人家要的只是最简单的二选一，而我针对焚化炉所准备的数据资料都不是正确的答案。

类似的经验不止一次。在限塑政策启动初期，一度速食市场上纸餐具缺货，在一次质询时，我正准备说明我们的因应对策，一位反对限塑的立委却将一堆大陆制纸餐具丢掷到我面前，讥嘲说：你郝龙斌就是爱用中国货啦！我愤怒之余，当场以怒吼回应，事后却只感到心痛，痛的是限塑政策的论辩何以竟成为政治立场的表述？

坪林公投之后，我提出公投法必须针对环境议题明订限制条款，以免民众滥用公投，造成环境灾难，却有人指我有「弦外之音」。我于是明白，两年半来，我试图以环保专业平衡政治两极，在意识形态之外另觅新路的努力，终于走到了尽头。

走访亚马逊河

离开环保署之后，一位在巴西亚马逊大学教学的朋友，邀请我前往观察当地生态环境。一月底，我随着他，从亚马逊河下游接近出海口的玛瑙斯，坐船溯河而上。沿途中，我们常舍大船，改搭小舟，循支流深入丛林。亚马逊河不愧为世界第一大河川，主流河面有如海洋般宽广，但一进入支流却是另一番景象，两旁浓密的热带原始雨林，从四方环抱我们的小船，二、三十人合抱的参天巨木比比皆是。

有时我们舍舟登岸，或步行溯溪，总能见到稀奇古怪的花木与珍禽异兽──树身长满刺针的奇木、巴掌大的蜘蛛、拖着白羽毛尾巴的昆虫、五彩缤纷的鹦鹉、身长数公尺面目狰狞的鳄鱼……。一晚，我们乘小舟去观察一处鳄鱼窝，只见大鳄鱼带着十数条一尺多长的小鳄鱼团团围绕小舟，黑暗中数十只红光闪闪的眼睛，炯炯瞪视着我们，让人不禁毛骨悚然。

十天旅程中，一如预期，我见识到地球上最珍贵的原始生态环境，但是让我心动的却不是珍奇的动植物，而是沿岸的居民。

其实说「居民」或许不符实际，因为亚马逊河的原住民有如游牧民族，一艘七尺长、两尺宽的独木舟，承载着一家人和全部家当，沿河觅食或捕鱼求售；夜间择一处靠岸，扎起帐棚，甚至仅在两树间挂上几张吊床，就是他们栖息的方式。在这里，我们在台湾大力推动的环保措施似乎有些多余，因为物资严重匮乏，因此任何东西都能利用，都是宝贝，可说是完全零废弃。

一天傍晚，我们登岸探访一户原住民，爸爸、妈妈、一个三、四岁的小孩，加上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我的朋友与爸爸以当地语言交谈时，我注意到一旁的小孩好奇的瞪着我，于是过去蹲下来，以肢体语言逗他玩。我见他一个劲盯着我手中的手电筒，就拿给他玩；他又指指我上衣口袋的原子笔，我也掏出来给他；他很开心，转身跑向他的小吊床，东翻西找，拿出一副食人鱼的牙齿，笑嘻嘻递给我；再想一想，又回头奔进树林，出来时拖着一大串野生香蕉，天哪，一根香蕉就有一尺长，但他坚持要送给我，我只好扛回船上。

那一天，我将身上所有东西全部送给了这个小孩，包括穿在身上的运动衫和短裤。没有跟去的太太见我全身上下只剩一条泳裤回到大船上，笑我「神经」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记得小男孩笑着拖住我的腿，不让我回船上的神情；我相信，他需要的不只是我的东西，而是一个朋友的友善和尊重。

对我来说，保护亚马逊河生态环境固然重要，但是帮助当地人的需要更重要。如果地球上保存了完美的生态环境，却仍有许多苦难无助的人，富裕者与他们之间没有善意的互动，没有真诚的关心，那么再完美的环境都不过是一个无情的世界。

不让弱势者失望

离开环保署时，我曾对外表示，未来将从事公益活动，许多人因此以为我会专注于环保公益，更多人认定，公益只是说说，大选后我势必回到政坛，这都是因为不了解我。

十多年前，我还在台大教书，一位朋友引领我参与红十字会的「让爱穿透障碍」计画，负责为智障儿募款，用来训练智障儿辅导人才，和改善教养院环境。

当时我走遍全省教养院，曾经见过许多将智障儿当动物一般豢养的教养院，也曾经设法协助智障机构迁入社区，却遭到全社区居民的抗拒。但是我也见到一些全心付出者，如台南德兰教养院，修女们因为财源不足，极力克己，自己连三餐都吃不饱，但是院内环境却是一尘不染，院童衣衫整洁，活泼健康。他们告诉我，这些智障儿都是折翼的天使，唯有爱心能修补他们折断的翅膀，让他们起飞。

没有错，只要有足够的关怀与帮助，智障儿也有希望。记得有一次我到麦当劳用餐，看到一位少年正在店内清理垃圾；我认出他，他正是接受「让爱穿透障碍」计画辅导的智障孩子。看到他竟然已经能够自立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。

后来，我决定从政，但并没有因此忘记当年的感动。在我竞选立委时，有一位支持者有智障和自闭等多重障碍，却是我最忠实的义工。因为他长得高头大马，我们便交付他扛大旗的责任。有一次，我的竞选总部临时取消一场造势活动，助理一一电话通知义工，但我还是不放心，因此驱车前往原订的造势场地，果然远远就看到他独自一人站在路边，向来往车辆卖力地挥动我的竞选大旗。他看到我，兴奋地跑过来，抱着我说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」；我既感动也庆幸自己没有让他失望。

面对需要帮助的人，我总是尽可能不让他们失望。记得在执行强制拆除二仁溪非法熔炼业的那一天，我带着稽查人员一家家工厂巡视。就在进入一家小工厂时，工厂负责人，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忽然向我下跪，指着身旁坐轮椅的少年说，这是她的小儿子。她哭诉说，还有一个儿子正在服役，拆了工厂，她根本无法照顾小儿子。那一刻，我内心极为激动，从不拒绝弱势者的天性，让我当时差一点无法继续执行拆除工作。

虽然工厂还是拆了，但我特别嘱咐部属，为这位妇人和她的小儿子专案安排工作。事后，两人都在我们的安排下，进入台南市府清洁队工作；她的大儿子退役后，也由我们协助觅得工作。直到我离职之前，还收到老妇人一封信，一方面表示感谢，一方面是希望能从临时工改为正式员工，我也特别拜托台南市府协助达成她的愿望。这也是我离开环保署之前最后交代的一件事。

决定从台湾做起

因此，面对年底立委选举迫近，许多朋友来劝我投入选举，我却决定接下红十字会秘书长的职务，因为「有苦难的地方就有红十字会，有红十字会的地方就有希望」，我决心作一个带给他人希望的人。

但是这样的决定并不被许多人认同，他们问我：为什么？甚至有激动的支持者责问我：中华民国将亡，你难道不爱这个国家了吗？对此，我只能沉默以对。

从「爱不爱台湾」，到「爱不爱中华民国」，不同的政治立场却同样是只容二选一的问题。当政治只剩下二选一，不再容许其他选择，我只能暂时远离政治。我无意逃避，只是宁可回到从政之前的初衷──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」。世界各地都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我决定从台湾做起。所以，今后请不要再问我爱不爱台湾，也不要问我爱不爱中华民国，因为言语终有穷尽之时，答案只在我心里。

【2004/05/13 联合报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