庄子说：「善吾生者，即所以善于死。」为人如果使自己生得有意义有价值又无亏节操，当然善生即所以善死。死为人生终了，亦必至死方能完成「我」和完成「生」，古人所谓「盖棺论定」，不盖棺则始终不能论定，始终不能完成。于是「善吾死」应较「善吾生」重要。

就一个人的肉体生命言，即是自然生命言，则生死易见，亦易分；若就一个人的精神生命言，亦即是历史生命言，则生与死既不易见，亦不易分。有许多人看来是活着，其实，其生犹如死，因其生无殊于死；有许多人看来是死了，其实，其死如生，因其死无殊于生。故求长生之道，不能在生中求，而只能在死中求。且就自然生命之「我」言，「我」亦随时随地在向死的途中前进，不断在死去，昨日之我，非今日之我，今日之我，又非明日之我，而此一刹那的我，亦非彼刹那的我。我虽在生中，实则无时不在死中，又何尝有个「真我」在？何尝有个金刚不坏的不死不灭的「生」在？

一个人如果只是禽视兽处，则即使活到一百岁，其生亦与禽兽何异？所以为人不能仅在生中求生，一个人要求其「生」之有意义与价值，要放射生命之光芒，常不在其生前之尊贵，而在其死后之庄严与灿烂。因为这是其人生最后的完成。

一个人如有了悟于死是为完成「人」，完成「生」，完成「我」之意义，并了悟于死生无有分际时，则自能随时可死，随时能死。人当决心死时，则心境自开，而名利得失、富贵贫贱、寿夭之念亦自无。

孟子曰：「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？」此几希的相差，即在禽兽只是有肉体之生命，而无了悟，无觉识，而人则有道义的生死，且有了悟有觉识。禽兽的生死，只是从形起见，从身起见，而真正不同于禽兽的人的生死，则必从神起见，从心起见。依乎前者，生死有界限，而生老死灭，实为一大悲苦事；依乎后者，则生死实无有界限，而生老死灭，实为一大喜乐事。「自古艰难惟一死」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即在其于当死时，能安死，乐死，视死如归，能以死完其人生。亦即是能有以死殉真理，以死殉道义，以死全其生的精神，以显其人格之伟大与崇高之地位。

为人须知道义的生死，与自然的生死，是大有分际的。道有由义，义有宜义，人所必由而不由，应该做而不做，便是有违于道义。禽兽对此便无分别心，亦无选择心，只是一个自然的生死而已。

孔曰志道，孟曰集义，其要殊在教人要做成一个有意义的人，其生也，必须生在道义中，其死也，亦必须死在道义中。合乎道义而应该之行为，常是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」与「无所为而为之」的行为。因为人能明道义而生，故其行为自能有「大行不加，穷居不损」而不淫不移，不屈不挠，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。小之能生浩然之气与大勇之智，大之则能成就一个「经虚涉旷超乎众外的至人」，如是则无所滞阻，无所缠缚。

圣人所作所为的事，虽然无不是平常的事，但系有了悟有觉识的去作为，在人世间一日，即尽我一日的职责，做我应该做的事，富贵亦可，贫贱亦可，生亦可，死亦可，何日死即何日休息，何日解脱我此生的职责，亦即为我今世之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