凡走过的都不是冤枉路

回头，搜寻所谓「生涯规划」的痕迹，我在每一个生命转弯的地方，在时光流逝中匆匆，都看见一本书。

我在打开那本书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扉页中抖落的地图。

一张隐形的地图。只有我用幻想的眼睛看得见的地图。地图上描绘着用想像力当柏油铺成的道路。那些路随着时间化成实相，交给我的足迹，一步一脚印，我走时有时千辛万苦，有时以为自己迷了路，有时觉得自己离了「正道」很远。

但都不是冤枉路。

因生命中并无冤枉路。如果，心，并不想喊冤。

我看了朱天心的《北一女三年记》后，燃烧起一种雄心壮志，我想，念一个高中如果就可以写一本书，如果三年生活值得用雕栏玉砌的文字来描述，那一定是个值得念的学校。

幻想我用宪兵般昂扬的步履踏进琼楼玉宇般的第一学府，然后到荷花池边谈恋爱，一起数荷叶上掉落的露珠，幻想自己是纤弱优雅的少女，有人在黄昏日落时吟诵着我的名字。

想起从前的幻想，鸡皮疙瘩掉了满地。

牯岭街的破落宿舍和群体生活首先击碎了我的幻想花瓶，当时严苛的校规、竞争的压力和教官像扫帚一样，随着把我的碎玻璃扫进垃圾筒里。

想想当初确有很多「生命中不能忍受的情事」，当我看了杨照的《迷路的诗》，看他写高中生活也写成一本书，被我封锁已久的过往又血脉活络了起来。

我怕忆旧，因为我以为，会说当年勇的人一定老了。

我怕的是老。怕白头宫女在、闲话说玄宗，总有一种花落叶凋的凄凉。

怕的或者不是老，是凄凉。

《迷路的诗》中，杨照说他们建中校刊社学生曾模仿庄子的笔调写了一篇短文，把「北一女的新书包没水准」藏在文章里，引发校史上空前绝后的校刊回收事件。

我觉得很好笑，因为我也看过那篇文章，因为那年我背的就是那个空前绝后被嘲笑为没水准的新书包。

哈哈，因为我也觉得很没水准。而且觉得写文章骂我们书包的人真有水准。

我的北一女三年记写不成一本书，当时呆头呆脑的我，根本不是叱风云的学生，我要适应的问题多如麻：

英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全用英文，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都在鸭子听雷。上高中前我根本没使用过英文字典，你相信吗？我只是能「看」英文，对于讲和听，一窍不通，简直是聋子。后来鼓起勇气问同学：「你们没有英文听力方面的问题吗？」「怎么会？」我的同学说：「老师讲得那么慢……」

数学课，比鸭子听雷还惨。我根本像只天生就盲眼的地鼠，在潮湿的沼泽中载浮载沈的爬行。老师问懂不懂啊？我只能呆呆看着前后左右的同学在猛点头。

要学习完全照料自己，自己洗衣、觅食，在宿舍里一被八十二岁的女舍监看不顺眼，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，还好她乡音甚重，搞不清楚她在骂什么。

我们被统称为「外地生」。这个名词本身并没有特别意义，不过，同学讲什么你听不懂会被视为理所当然。因为你比别人土。我在高一时，我第一次知道有「空中英语教室」和ICRT电台，我很惊讶为什么同学们会唱英文歌。

就连拿手的国文课，也上得很难过，国文老师老是语带讥笑的认为本省籍同学发音不标准、文章写得不好、家教一定不如外省籍同学得天独厚。她总不叫我的名字，只叫号码，仿佛我是囚犯，书背不出来就罚站。体育课是绝对头痛时间，留着一头斑白直长发的体育老师天天说，哪个项目不及格就别想毕业。

根本没有娱乐，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娱乐。有一种最无聊的娱乐叫「排字」，就是国庆日或重大节庆时全部同学奉命当人墙，旗子一挥就把手上的色板换颜色，排蒋公、国父遗相啦、双十号志啦。在总统府门口的我们，一到国庆特别忙，我记得有一年还戴着绿帽子（绿色的伞帽）到总统府前排图形，一站站三个小时，昏的昏，倒的倒，元旦还要参加清晨的升旗典礼，「蒋总统出来了！」人群兴奋的大叫。那是蒋经国最后一次的元旦升旗讲述。说了什么，我忘了，但那时群众仿佛沸腾着一种情绪：你若还能出来说话，我们的国家就有救了。

不适应的随着时间推移，全适应了，但一种寄人篱下的苍凉很难拭去，只是随着成长的轨迹变淡了。

毕业很多年后遇到同是「外地生」的朋友，说起当时经历。老实说，想来还是很苦。「教我再重来一次，打死我算了，」朋友说，我会心的笑了。「可是也学到了不少东西，对不对？」

对。这样的北一女三年，给我一些独特的经验。

使我比同年龄的一般女孩懂得靠自己克服困难。

独立，变成理所当然应该具备的生活能力。

量入为出，绝不寅吃卯粮。

我会告诉自己说，新环境，一下子你就会适应。

了解生命中有许多琐碎情事要处理，除了读书；与「生活低能症」绝缘。

明白成功是最好的报复。只叫我号码认为本省人语文能力不佳的国文老师，现在，如果还记得我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承认她这样对待过我？我知道，当别人看不起你时，「赌烂」是中了计的下下策。由于我的「不服输」，她也成为一个给我隐形地图的人——她用的是激将法吧？但无论如何，使我往前走。

这位国文老师兼任当时的班导。那年，美丽岛事件发生了。她对我们晓以大义之后，在作文课要我们就此事件发表观感。

还是戒严时期，作文课题目常是爱国八股，令人烦厌。

我决定写点不一样的。我记得我写的大概是如下的意思：如果蒋公对日本人都可以「以德报怨」，为什么对自己人要这么严苛呢？只不过是上街游行，民主政治就应该包容异己……

老师用红笔把我的作文全篇打叉，写了大大的零分。马上打电话给我爸爸，请他到学校来，跟他说，他女儿思想有问题，而且不合群。

我爸走后，她叫我进办公室，对我说：「给你零分算对你客气，我没把你的作文交给警备总部，你应该感激我！」

我一直很感激我爸采取的态度。他对我的那篇作文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当然也没有照老师的话指责我。他把他到学校的事当作完全没发生过。

升高二时我感觉自己开始在谈恋爱，现在想想，其实离恋爱很远。如果恋爱应该是一碗鸡汤，当时的恋爱感觉，不过是加了一点点味素的清水。

在暑期活动时，我认识了一个建中校刊社的。他第一次写「情书」给我时，我一连三天都像躁郁症患者。翻遍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情书，慎重的回了信，然后我就感觉，我终于有男朋友了。男朋友这三个字，对于「民智未开」的我来说，简直是终身大事。

我们很少见面，他一、两个月才会打电话到牯岭街宿舍给我。每次见面他总是一副狂狷少年的样子，告诉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、尼采如是说、叔本华如是说、佛洛依德、柏拉图如是说，希腊古巴如何，惠特曼如何。

以上这些人是谁，我那时根本从没听过。我对他的博学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，后来发愤啃书的热烈情况，只能以「风檐展书读、古道照颜色」形容之。

他对我影响深远，虽然他不是故意的。只因我到底有一口气在，不愿被他看成小白痴。

我记得有一次他兴致勃勃的拿了一本建中青年来给我「拜读」，上头有一篇他的万言小说，一篇爱情小说。他说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在重考高中时，和「女朋友」爱得如火如荼。

女朋友？那我，又是什么？

这个问题我没问出口，只是优雅一笑，一背过脸，感觉中已「肝肠寸断」了一万次。

我躺在摇摇晃晃的铁板床上层，藉着微弱的灯光看完他的小说，不只看一遍……基于自尊，我认为那篇小说烂透了，有什么难？我也会写。我含着满眶的眼泪很争气的对自己说。

有什么难？我也会写……当我开始写第一篇小说时，我全无新手上路的羞涩彷徨。

像小小的火星点燃一整片杂草茂密的莽原；藏在心灵某处未开发的荒原被火光照亮。火光灭后灰烬残留，正是播撒种子的沃土。

升高三时他拿了一本《丹诺自传》给我，对我说，有为者亦若是。但他并没有告诉我，英美法系跟大陆法系是不一样的，在我们没有陪审团的法庭中，律师能为当事人多讲几句话就该偷笑，哪有可能以淘淘不绝的口水翻云覆雨？

我因《丹诺自传》，跟他约台大法律系见。我们共同的第一志愿。从此，不到放榜不见面，他说。他高三下学期因旷课太多办了退学，在家中自修。放榜后我在另一所国立大学的法律系上看到他的名字。他说他已心满意足。上大学后我们更没有联络，我忙着当新鲜人，迎接「苦尽甘来」的生活，好逑者处处都是。我怀疑我根本没谈过真正的恋爱，和他。他把所有的信还给我。

听说他大学只念了一学期，因为每天只打麻将不上课，被学校勒令退学，当兵去了。三年，杳无讯息。在我的记忆里几乎已不再现身。

一个人的历史中，若有一个没有什么血泪交集，却改变了你一生道路的朋友，总是幸福的。有时我会怀疑，这样的人，是上天指派来送给你隐形地图的天使。或者，有些天使藏在书中。有些天使，有时也会恶作剧，给你一个错的指示，但却是必经之路。

他看过我的小说吗？有时我会在想像的棋盘里做着各种假设。

他快乐吗？

还以狂狷自许吗？到底曾经爱恋过我吗？

有白头发了吗？还在看些什么书？他结婚了吧？有孩子了吧？他，还活着吧？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，是否还能相见呢？

他会看到这篇文章吗？

有什么难？我也会写——他会这样说吗？

答案并不重要。

有没有爱过也不重要。

凡走过的都不是冤枉路，如果我仍能微笑。

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