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明：本文本属磨子森林之私人研究笔记，于2005年八月二十八日完成，分享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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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经蒙卦云：初筮告，再三渎，渎则不告。
因此近乎所有的占卜理论都认为不能一事多占，
但野鹤老人所着的增删补易里有云：
我见易经有："三人占听二人之言。"古人一事既可决于三处，今人何妨再占，
余生平以来稍得其奥者全赖多占之力也，事之缓者，迟迟再占，事急者歇歇又
占。不管早晚，不必焚香。深更半夜亦可占之。
此论亦可见于书中举例，如医卜往治章第一百四，为了确认用药问题而进行一事多卜
「......连占数卦，皆合前象，方敢用大热之剂，起死回生」
野鹤的那句「三人占听二人之言」，这段话我遍查易经而不得，
本想野鹤老人真不知是从哪个易经版本里看来此句，
结果没想到原来这句话是出自尚书洪范啊，下面是我找到的资料连结：
http://spaces.msn.com/members/.....w!386.entry也就是说，那句话指的不是易经，是书经（尚书），看来是版本问题，「书」误植为「易」字
尚书具考是殷商十代的政府公文，在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到当年盘庚迁都至殷的公告，
这段文字被记载在《尚书‧周书‧洪范》
洪范，是周文王十三年（周灭商后二年），武王拜访箕子，向他请益治国之术的对话纪录
在当时占卜有非常崇高的地位，在九种治国技术里排名第七！
箕子认为平常在国家制度上，就要常驻七个占卜师，五个用龟甲占卜，两个用蓍草占卦，
而在作决策时，三个人占卜，应听从意见相同的那方。
这段原文为：三人占，则从二人之言。
其实这样看来，作决策时重复占卜，这在古代根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嘛！
基本上这种现象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有相关记载，比如以下三条
《左传．哀公九年》：
晋赵鞅卜救郑，遇水适火，占诸史赵、史墨、史龟。史龟曰：「『是谓沈阳，可以兴兵，利以伐姜，不利子商。』伐齐则可，敌宋不吉。」史墨曰：「盈，水名也；子，水位也。名位敌，不可干也。炎帝为火师，姜姓其后也。水胜火，伐姜则可。」史赵曰：「是谓如川之满，不可游也。郑方有罪，不可救也。救郑则不吉，不知其他。」阳虎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〈泰〉 ★之〈需〉★曰：「宋方吉，不可与也。微子启，帝乙之元子也。宋、郑，甥舅也。祉，禄也。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，我安得吉焉？」乃止。宋国伐郑，晋国欲救之。赵鞅以「卜」法测之，并请史赵、史墨、史龟三人解释，三人都云不可救郑，与宋国为敌不吉，反而可以藉此机会伐齐。除了「卜」，还以「筮」法测之，结果亦与「卜」同，于是晋国便停止救郑的计画。
《左传‧僖公二十五年》：
「秦伯师于河上，将纳王，狐偃言于晋侯曰：『求诸侯莫如勤王，诸侯信之，且大义也！继文之业，而信宣于诸侯，今为可矣！』使卜偃卜之，曰：『吉！遇「黄帝战于阪泉」之兆。』……公曰：『筮之！』筮之遇《大有》之《睽》，曰：『吉！遇「公用亨于天子」之卦，战克而王飨，吉孰大焉！且是卦也，天为泽以当日，天子降心以逆公，不亦可乎？《大有》去《睽》而复，亦其所也。』晋侯辞秦师而下。」这里记载了晋臣狐偃劝晋文公去勤见周襄王（当时襄王被狄后击败，流落在郑国汜地）晋文公听了狐偃的建议后，先让卜偃以龟甲卜一下，得到「黄帝战于阪泉」的吉兆，文公还是不放心，再主用蓍草占筮一下，结果演算出的卦为「《大有》之《睽》」。
《左传．僖公十五年》
初，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，卜之，不吉；筮之，吉。公曰：「从筮。」卜人曰：「筮短龟长，不如从长。且其繇曰：『专之渝，攘公之羭。一薰一莸，十年尚犹有臭。』必不可！」弗听，立之。晋献公想立骊姬作夫人，可是占卜与蓍筮的结果并不相同，晋献公当然选择对自己意愿有利的结果从之。卜官却以「筮短 龟长，不如从长」反对。
事实上，一事多卜的辞例，在甲骨文理，还是一种特别的体例，称之为相间卜辞，
http://jgw.ayinfo.ha.cn/20030523...yz-jgw/no1.htm而支持「一事多问」的研究者也是不乏其人
http://www.fengshui-magazine.com...-Aug02/A20.htm在网路上BBS的一些残篇断简之中也可考之相似现象的存在：
下文的作者便是用一事多占来评定某些占卜理论是否可采行
http://bbs.thu.edu.tw/cgi-bin/bb...457.A&num=1330我林林总总举这些例子，只是想说明，一事多占不仅可行，而且常见，
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情形古已有之，现在的书中却反其道而行，主张不可一事多问，一事多卜
其实我认为主要的关键是，重复占卜所反射出来的信态，是问卜者对占卜结果不认同，
而这种不认同的心态，归根结底，是因为问卜者心有定见，
而如果心有定见，重复多占，就算再准，对事实又有什么帮助呢，
不过是在浪费占卜师跟问卜者彼此的时间罢了。
